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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人之师袁吉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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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1-6 21:53:2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本帖最后由 袁文献 于 2017-11-6 21:59 编辑

伟人之师袁吉六
陈扬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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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吉六

    1965年春,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、章士钊、周世钊等党外民主人士。席间,毛泽东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一位未能出席宴会的老师。说到这位老师,周世钊脱口而出:“此老通古今文史”,郭沫若接腔道:“斯人教天下英才”。毛泽东笑着说:“英才过誉,但‘教天下’倒还是符合袁老先生身份。”

    毛泽东提到的这位“袁老先生”,就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袁吉六先生。

    袁吉六,榜名仲谦,派名士策,隆回罗洪人,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。1868年生于湘西保靖,1932年卒于宝庆新化(今属隆回)。

    说起袁吉六的出生地,不能不说到他家老祖宗的一段移民史。早在清代初年,他的七世祖袁文宗兄弟,都擅长皮革手艺,挑着一担皮革工具,一路手艺做到了湘西保靖县,最后在葫芦寨落了脚。袁氏宗族定居葫芦寨的前几十年,家业步步兴旺。可是,到袁吉六祖父这一代,则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在袁吉六三岁那年,他母亲不堪贫病折磨,撇下他和刚一岁的妹妹离开了人世。秀才出身的父亲家绩公为贫寒所迫,不得不斯文扫地,挑箩扛担、走村串寨叫卖豆腐,以维持一家生计。尽管度日艰难,但家绩公还是想方设法送子读书。吉六先是随本寨罗芳城就读私塾四年。12岁时,大岩寨石明山来葫芦寨设馆,见袁家贫寒,而吉六又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便主动提出免收学费教他读书。

   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袁吉六从小就能体谅家庭困难,不负老师教诲。中午,别的学生回家吃中饭了,他一个人留在学校读书写字;夜晚,他先帮父亲做完家务,再点起一盏桐油灯刻苦学习。由于学习十分用功,吉六长进很快,不久就初步掌握了诗词歌赋的要领。为了使他得到进一步的培养,石明山又将他推荐到古丈县名师许光治先生家寄住深造。

    两年后,袁吉六回到葫芦寨,一边教书,一边自学,准备参加科举考试。

    光绪年间,永顺府督考秀才。吉六闻讯,又喜又忧,喜的是一显身手的机会到了,忧的是身无分文,拿什么作盘缠?最后,他到左邻右舍借了些粮食,熬成锅粑,充作赶考的干粮。

    考试那天,袁吉六事先将几块锅粑塞进袖筒里,以备饥饿时用来充饥。进考场时,监考官见他袖筒里藏有东西,怀疑是夹带作弊,便责令他接受检查。考官发现他袖筒里装的是几块黑锅粑时,暗表同情,默默走开了。

    考试放榜,袁吉六喜中秀才,并从此获得了“锅粑秀才”这个外号。

    中秀才后,袁吉六并不骄傲自满,而是更加勤奋地学习。光绪二十三年,他赴省乡试,考中了举人。

    袁吉六中举的时候,已经是虚龄三十岁的大龄青年了,父亲托老家的亲戚给他相了一门亲事。中举后,他奉父命回到祖籍隆回罗洪,娶家乡淑女戴常贞为妻。婚后,又携妻返葫芦寨设馆教书。

    袁吉六对苗家子弟十分关心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石昌松等3个苗族学生要去永顺府应试。袁吉六分外关心他们,又是悉心辅导,又是出题试考。可是,当石昌松报名应试时,有人诬告他冒籍报考,要取消他的考试资格。袁吉六闻讯,星夜兼程,步行180里,来到永顺府,“摆谱”验籍,据理力争,终于使考官改变初衷,准许他应试。另一名学生石绍营报考时,又有人攻击说:“石绍营的父亲去世还未满三年,不能报考!”主考官曹学台不作调查,偏信诬言,将石绍营拒于考场之外。又是袁吉六拿出其父生卒日期,与曹学台对质,才获准报考。后来,石绍荣中了秀才。袁吉六在感到欣慰之余,想起刁难过苗族学生的曹学台,心中有火,挥笔赋诗一首,贴在知府衙门口,狠狠抨击这位姓曹的学台:“可惜青龙偃月刀,华容道上不诛曹。因此留下奸雄种,践踏人才罪难逃。苗生攻读志气高,丙午年间独占鳌。希尔速弃歧视眼,好从赎罪立功劳。”诗的前三句跟辛亥革命元勋谭人凤的那首骂考官诗相似,谭人凤比袁吉六大8岁,彼此是一山之隔的老乡,袁的妻弟戴哲文和谭人凤又同属革命党人,袁、谭之间有诗歌交流应在情理之中。

    1912年,袁吉六携妻带子迁回祖籍隆回罗洪乡白莲村袁家涵。次年春,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立,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。应同乡校长陈润霖之邀,袁吉六先生也于此时被聘为该校国文教员。

    1914年春,四师并入一师,袁吉六仍然担任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教师。从1913年春到1918年暑期,袁吉六教毛泽东的国文长达5年半时间,对毛泽东的古文影响很大。在斯诺《西行漫记》中记录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:“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,学生给他取了个‘袁大胡子’的绰号。他嘲笑我的作文,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。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,认为半通不通,我只得改变文风。钻研韩愈的文章,学会了古文体。所以多亏袁大胡子。”

    袁吉六桃李遍天下,但是最得意的学生当然要数毛泽东。他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,也同情毛泽东与自己一样是农家子弟出身,对他的学习格外关心。他鼓励毛泽东弃梁学韩,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。

   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最推崇梁启超的文章。早在东山小学就读的时候,他就从表兄那里借来了梁启超创办的《新民时报》,并刻意模仿梁氏那种“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”的文章,最终他自己也能写出颇似这种文体的政论文了。正当毛泽东带着这份“沾沾自喜”跨进省立师范大门时,国学功底深厚的袁吉六给他迎面泼了一盆冷水。袁吉六称梁启超这种文体为“老狐禅”,认为毛泽东学梁是走错了门径,极力主张他学习韩愈的古文。在毛泽东的一篇《讲堂录》中就记下了袁吉六的这些教课内容,如“列题贵有笔势。题须简要,故善诗者不必现其诗,即于其题观之,必有不同者矣。”“善击鼓者击边。”“文章须蓄势。河出龙门,一泻至潼关。东屈,又一泻至铜瓦。再东北屈,一泻斯入海。当其出伏而转注也,千里不止,是谓大屈折,行文亦然。”“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,如《范蠡论》重修身而贵择交句,《伊尹论》之任字是。”“词少而意多,字少而理多,斯为妙文矣。”“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,儒者之文清以纯,文人之文肆而驳。”等等。

    袁吉六的言传身教,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毛泽东于是来到长沙一条卖旧书的老街——玉泉街,这里韩愈的书有好几种版本,他买不起善本,就买了部廉价的宝庆版《韩昌黎诗文全集》。买回来后,发现里面不仅页面有破损,文字也有讹误。于是到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善本,将其中破损、讹误之处逐页逐字地校勘、改正、修补好,前后花了几个月功夫,居然也成了一部“善本”。

    有了这部“善本”后,毛泽东每天都捧在手里,除了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、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的毫无意义的作品外,他都一篇一篇地认真钻研阅读,不仅注意它的文字技巧,更注意它的思想内容,一部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、叉叉杠杠,注满了眉批尾批。

    通过反复认真研读,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风格、技巧乃至词句,都已融会贯通。他写的文章不仅具有韩文纵横捭阖、一泻千里的气势,而且其中一些词句都直接来自韩愈的文章,如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的“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”来自韩文《原道》,《反对党八股》中的“语言无味,面目可憎”来自韩文《送穷文》。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刻苦和长进,极为赞赏,夸他的文章大有“孔融笔意”,批给学生传观。

    袁吉六教一师第八班,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法,从通解普通语言文字入手,渐及近古文并文字源流、文法要略及文学大概。一年级教授文字学及记叙文,二年级增授文法要略,三四年级兼授文学史及教授法。如此由浅入深,八班学生普遍受益。其中成就大者,除毛泽东之外,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、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,原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,全国文史馆馆员邹蕴真,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贺果(邵阳人)等。

    在一师,袁吉六还积极支持毛泽东等进步学生的爱国学生运动。1915年,毛泽东带头发动罢课和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,张干要开除毛泽东。袁吉六不因为张干与自己是邵阳老乡而站在张干一边,而是利用这层老乡关系,去张干那里游说,夸奖毛泽东是“挽天下危亡者”,并联合徐特立、杨昌济等著名教授,向张干据理力争,终于保住了毛泽东的学籍。

    袁吉六先生刚正耿直,不畏强暴,好打抱不平,深受苗乡人民爱戴。光绪年间,葫芦寨一苗民耕牛被盗。袁吉六找到偷牛贼,要他退还耕牛,偷牛贼不干。袁吉六叫来好友、武术师黄宗元一同前往,偷牛贼欺弱怕强,只得乖乖地将耕牛退还给失主。1914年,保靖知县陈朝楷收受贿赂,陷害忠良,袁吉六闻知,多次去省府要求立案查办。省府最终派员前来查实,将陈朝楷撤了职。

    袁吉六从小矢志于学,以治学育人为己任,他常说:“人而不学,良玉不琢,学而不变,良玉不炼,变之不善,为器不顽,善变日彰,如圭如璋。”他学问渊博,但一生不求闻达,不入仕途。1916年夏,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见袁吉六那手颜体字跟自己的字体极其相似,对袁吉六心生爱意,要请他出任省府机要秘书,他以年迈体弱相辞。后来,谭出任行政院长,再次邀请袁先生任国史馆编修,他又婉言推脱。

   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谷城称袁吉六先生,“写得一手好字,做得一手好古文。”唐生智送他500大洋,请他给母亲写墓志,他不写。省长赵恒惕请他给母亲写寿联,经好友力劝,他勉强为之,却坚决不肯收受酬金。可是贫苦百姓卖斗笠,为了得个好行情,请他在半笠上题字,他欣然挥毫,不嫌麻烦。由此可见袁吉六为人处世之风骨。

    1929年,袁吉六回家乡卜居,集中精力著书立说,教子课徒。他治学很投入,有一回上厕所,好久不见出来,家人怕出意外,去厕所门口喊他。他说:“我正在琢磨一个字的源流,别打我的岔。”他教子很严厉,但也不轻易动鞭子。非得要打孩子,也讲求“打一教众”的效果。有一回,一个儿子做了错事,他把所有的子女都叫来受训。他先要犯事的儿子陈说经过,认错悔过,以此教育子女们引以为戒,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。然后,拿起“家法”狠狠地打他三下,边打边气咻咻地说:“气死老子!气死老子!”其他几个子女诚惶诚恐地立在一边,受的教育不比挨打的少。如今,在袁吉六家乡,一提起他教育子女的事,就会想到“拔贡(袁吉六)老子教崽——打一个教一堂”的歇后语。

    晚年的袁吉六,不顾年老体弱,著书不辄,撰写出《文字源流》《文学史》《文学要略》《书法必览》《分类文法》等著作。1932年袁吉六病故,享年64岁,安葬在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。1952年,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“袁吉六先生之墓”的碑文。这是一代伟人唯一一次为自己的老师题写碑文。(作者单位:邵阳市政协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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